大零号湾图书馆活动报道：【川上阅读书会第28期】历史三国、民间三国和《三国演义》

        4月20日，作家刘勃来到大零号湾图书馆，为读者带来“历史三国、民间三国和《三国演义》”主题讲座。
        在讲座中，刘勃老师讲解了历史学与小说之间的差异，并通过历史叙事、民间叙事以及演义叙事这三个不同维度，帮助读者们厘清了正史与小说之间的界限，进而剖析三国历史的真实面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说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一部编年体通史《春秋》，是孔子毕生最伟大的作品；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耗尽了司马迁一生的心血。东汉班固撰《汉书》，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唐房玄龄修《晋书》，宋欧阳修编《新唐书》……凡此种种，不仅承载着“大道”，修史作为一种政府的官方行为，更是与国家权力挂钩。另外，历史也是古代文人以及上层人士交流的重要媒介，是人文素养的重要体现。对于史书上的典故，古代文人总能够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曹操取贤君齐桓、晋文的谥号为自己儿子的字，在求贤若渴之时又常以周公自比；诸葛亮躬耕于陇亩之时，常常自比于贤相管仲、乐毅；周瑜、鲁肃公谈人生选择时，也说：“昔马援答光武云：‘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通过曹操以及其他名人士大夫的言行举止，也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崇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历史中包含着“道”，也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写史书，也就是在进行核心价值观建设。第二，正因为历史如此重要，所以史书的修撰往往是政府工程。第三，历史还是社会上层交流的一种方式。
        而“小说”这个名词诞生的时候就很“卑微”，最早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的“小说”是指“琐屑之言”，而不是什么“大道”。汉代史学家班固也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个词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位于文化鄙视链的最底端，凡是不上档次的作品，都可以叫小说。《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的开山之作，历史和小说，这两个名词背后代表的意义却截然不同，以至于《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文人心目中的评价褒贬不一。
        《三国演义》抛弃的民间趣味 .《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演义》《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陈寿《三国志》和《裴注三国志》（即裴松之所注解批改的三国志），以及民间三国故事传说经过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章回体历史演义小说。它与《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并称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不同于“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和《水浒传》所采用的古白话形式，《三国演义》在行文上采取的是文言，或者文白夹杂，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不如白话生动；而单论文言作品序列，演义的文字自然难称出色，因此学界对于《三国演义》的文字评价并不高。虽然《三国演义》是根据一定的历史资料进行再加工而形成的一种通俗文学作品，作为小说本身并不具备研究历史事实的能力，但在一定程度上十分注重对正史的贴合，并没有一昧迎合民众的阅读“口味”，主要体现在注重历史大势和历史细节两方面。《三国演义》的结构，分为桃园结义到赤壁之战、三国鼎立及其斗争、诸葛亮病逝至三国归晋三大部分。相比”诸葛亮病逝至三国归晋“平淡、枯燥的内容，前两部分的故事更具可读性，也更受读者喜爱。在《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病逝至全书终，仅不到千余字，而《三国演义》为了使小说更贴近正史，并没有削减这部分的文字篇幅。《三国演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小说的可读性，却增加了许多历史细节，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等，由此可见，罗贯中在对尊重史实与小说情节梳理上，是作了一番考量的。
        何时直面真相，何时安于幻境，如何选择这种幻境还是那种幻境……无不因时因地而异。所以《三国演义》比三国历史重要，因为它是几百年磨合出来的真相与幻境的平衡点，历史学家嫌弃它错漏百出，文学家鄙视它创造力匮乏，但是比影响力，就是谁也无法超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