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7期讲座回顾# 近代日本人的上海书写

#讲座回顾# 近代日本人的上海书写

2022年2月27日下午，闵行区图书馆举办了第208期敏读会，主讲人是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以“近代日本人的上海书写”为主题，解读村松梢风所著的《魔都》。

本次敏读会一共有75位读者参与，济济一堂，听徐教授娓娓道来。

“魔都”意象的制造者：村松梢风

梢风于1889年9月出生于静冈县清水市。1917年，他的小说《琴姬物语》发表于当时最具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中央公论》8月号上，由此在文坛上正式崭露了头角，成了一个颇有名气的大众小说家。梢风后来在以第三人称撰写的自传《梢风物语——番外作家传》中这样写道，1923年的上海之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受了芥川中国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寻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从这意义上来说，他的意图可谓获得了完全的成功，而其结果是梢风将35岁以后人生中年的十几年生涯沉入到了中国之中。” 1923年3月22日清晨，梢风从长崎坐船来到了上海，“说起我上海之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下不同的世界。我企求一种富于变化和刺激的生活。要实现这一目的，上海是最理想的地方了。”

1923年至1932年间，梢风总共到上海来过6次。第一次是1923年3月22日至5月中旬，约二个月，初抵时寄宿在西华德路上的日本旅馆“丰阳馆”，大约在4月10日左右，他移居到老靶子路（今武进路）95号一处房东为俄国人的公寓（此建筑今日仍然留存）内。回国之后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五万字左右的《不思議な都上海》，翌年改为《魔都》一书出版。此后他又到中国来了好几次，除了上海和江南一带之外，足迹北及东北、热河，南涉台湾、广东、香港，有关中国的书，仅结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梢风自己的记述，他在上海的活动空间，大抵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包括准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一带，应该没有去过上海的老城厢和闸北、杨浦等底层民众生活的区域，与虹口的日本人居留民区交往也不多，因此他的“魔都”意象，主要来自租界。

对初到上海的印象，梢风曾有些这样的描述：

（随着轮船慢慢驶入黄浦江），沿岸的风景也变得文明化起来。大约过了一小时左右，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座临江的纯西洋风的大都市。（我们乘坐的）长崎丸抵达了汇山码头（汇山码头在今公平路轮渡口附近，提篮桥地区的最南端，当年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的专用码头，日本人来上海时大抵在此下船，今天是北外滩的一部分）。……第一次见到了上海的街市。街边的房屋基本上都是西式建筑。路上到处蠕动着拉洋车的苦力。人们在街上慢慢地行走。头上缠着包布的印度巡查拿着指挥棒在指挥交通。每一个巡查都留着黑黑的胡子，个头高高的，身躯魁伟的，有着泰戈尔一样的风采。……不一会儿，路上出现了一支送葬的队伍，前面是穿着鲜红服装的西洋乐队，后面跟着穿着丑角一样服饰的支那乐队。载着棺木的马车装饰得很漂亮。

——村松梢风《不思議な都「上海」》，载东京《中央公论》1923年8月号，第3页

第一次来上海期间，他认识了日本女子赤城阳子，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同居在一起。对老靶子路公寓一带的景物他有这样的描绘：

那条街的人行道上种植了许多法国梧桐，枝叶茂盛，树枝已经长得很高，比一般房屋的屋顶还要高，而在茂密的绿荫下，有点杀风景地行驶着有点脏兮兮的电车。街的北侧，排列着红砖建造的三层楼的有些旧的房子，沿人行道一边有低矮的砖墙，门外有铁门，从墙内伸出了蔷薇花呀绿色的滕蔓等植物，与有些古旧的房屋很相配，给人一种古风的感觉。

——村松梢风《上海》，东京骚人社1927年，第231页

对于上海，《魔都》中说过这样一番非常沉痛而真切的话语：

我觉得像上海这样好玩的地方，恐怕寻遍全世界也不可得。……我之所以觉得上海好玩，绝不是因为上海人的生活有多么文明，或者景色如何美丽，气候如何宜人。倒不如说在这些方面上海是最不尽人意的了。不错，无论到哪里，到处都有成排的宏大雄伟的欧式建筑，有漂亮的公园。道路不管是小巷还是弄堂，都有水泥铺设，不像日本的许多道路，需要担心会踩到没膝的泥泞。而且上海具备所有文明的设施。但是，这又怎样呢？这不过是在人们的生活上披上了一件物质文明的华丽的外套而已。而最关键的构成生活基调的精神文明，上海却没有。说没有，也是很正常的。因为这里虽说是在支那国内，政治上的主权却并不属于支那政府，除了老城厢之外，都是外国的租借地。于是乎世界各国的人都来到此地，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任意地经营自己的生活。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都聚集到这里，于是创造了上海这座都市。当地人不仅丧失了政治上的主权，而且这里既无支那传统的文明也无传统的精神。在这里过着既非支那也非西洋的变形生活的支那的国民，只是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而已。在这样芜杂混沌的空气中，不可能产生优秀的文明和良好的生活。男人沉湎于利欲，女人耽溺于奢华。……但是站在其间的我，却发出了类似欢喜的叫声。目迷于华美，糜烂于淫荡，在放纵中失去了灵魂的所有的恶魔般的生活中，我越陷越深。于是，一种或者说是欢喜、或者说是惊异、或者说是悲哀，总之是难以名状的感动打动了我。那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的我，自己也说不清。只是，吸引我的、令我向往的是，人的自由的生活。这里，在失去了传统的同时，所有的束缚都被解除了。

——村松梢风《学校参観》，收录于《魔都》，东京小西书店1924年7月，第64~66页

这段话颇为真实地揭示了梢风作为文化人和浪荡子的内在两重性，作为文化人，他有思考，有观察，有想法，作为浪荡子，他喜好声色犬马，追求感官刺激，也因此，他沉入到了普通上海人的日常营生中，接触到了一般日本文人所不知晓的庶民生活圈，也目睹了光怪陆离的上海影像的各色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他在上海的生活仅有短短的半年，但他对上海了解的广泛程度，可谓超出了同时期来上海的文人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横光利一和金子光晴。但同时，由于村松梢风缺乏深厚的思想底蕴和犀利敏锐的洞察力，他在对上海意象的感受和传递上，往往会止于外在的层面，流于表象的叙述。

构成梢风“魔都”意象的，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明亮的上海”和“黑暗的上海”。明亮的一面是，欧化的街道，欧化的公园，欧化的楼厦和繁荣的市面，多彩的生活。黑暗的一面，则是上海的犯罪、抢劫、蒙骗以及局部的肮脏、混乱。

……

徐教授以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历史图片，重现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人文风貌。在互动环节中，有三十位读者提问，徐教授挑选了十位读者的问题，耐心细致予以解答。